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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安全和上市后研究部门像是一位家庭主妇，把家收拾得妥妥当当、安安稳稳之后，让研发、市场、销售人员到前方冲锋陷 阵，她在后方保驾护航。”北京春天医药首席科学家兼执行副总裁赵子贤形象地比喻。
赵子贤是一位业内不可多得的药物安全、流行病学专家。他认为，保护每一位临床试验受试者的安全、权益和福利以及确保药物安全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应该被放在临床研发的首位，“这是任何一家药企的道德底线。只有这样，药物安全人员才能保障药物开发和药品上市后使用患者的安全。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因此保护了企业和它的产品。 ”
我与赵子贤在北京创业大厦办公室里见面的那天，正好也是他在春天医药履新的第一百天。
赵子贤博士
赵子贤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曾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数年后赴美留学，并攻读生物统计、流行病学等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后加入美国希尔（Searles）、 法玛西亚 (Pharmacia)、安进、安穆琳（Amylin）和阿斯利康等大药厂。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相继出现了几件导致药品撤市的重大药害事件，因此，西方大药厂纷纷加大对药物安全的重视，并强化了药物安全部门和引入专才。而美国FDA针对药品安全的法规和指南也纷纷出台，其中包括风险评估和最小化策略（REMS）、临床试验安全报告（IND Safety Report）等。
他因其深厚的药物流行病学背景，加入并领导了安进、安穆琳、阿斯利康等公司的部分或整个药物安全业务。他还记得进入安进的第一天就被培训和告知：作为一名药物安全人员，保护患者用药安全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一准绳也一直指引并贯穿于他毕生的工作当中。
回国后，他重点希望开展三项工作，包括全方位的药物安全评估与监测和风险管理、上市后研究与产品价值的全生命周期的开发，以及普及特殊使用药品药房管理平台的概念。
归国传递药物安全理念
如果研发人员能够尽早洞察管线中在研药物的风险和相关不良反应，对潜藏着不可接受的、又不能规避的安全风险的产品及时中止，做出是否继续研发该药物的决策，或许能事半功倍，节约研发投资、人力和临床资源，赵子贤进一步阐释道。
例如，最近被热议追捧的靶点如CD47、TIGIT等靶向药物，都是因为走到临床2期以后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相关药厂决定中止开发。
另一方面，有一些产品在临床试验或上市后虽然有安全性风险和相关的不良反应，如果研发人员能及时找出原因，通过风险最小化的处理，加以改进，在适合的患者人群中获得最大治疗效果的同时，使风险降低到最小，如此能在保障患者安全的前提下，使一些高风险产品可以用于治疗严重的疾患，延长患者生命。
历史上如沙利度胺、芬氟拉明、昂丹司琼等药物，都是因不良反应被撤市后，重新在药物安全性和适用人群的适应症上加以改进。
为此，赵子贤利用国内外各种会议宣讲药物安全的理念和重要性，并常常想把自己在美国的所学所思所悟所得传递给中国同行。
2012年在一次国内临床试验的会议上，他发言完后，有两位同行找到他，其中一位在国内从事药物研发。他对赵子贤说：“赵老师，您的理论观点非常好，可是离我们国家的制药产业太远了，对我们没有什么用。”
赵子贤听罢大吃一惊，才了解到当时中国的临床试验多数是有关仿制药的研究，在临床试验中对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很不被业界重视。举个例子，那时候中国临床试验几乎没有系统的AE、SAE收集和上报。“任何一项严谨的临床试验，都不可能没有系统的不良反应收集和上报。”他说。
回看我国药品安全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混沌到有序、从仅仅以不良反应报告为基础的安全监测到全面的药物警戒系统、制度建设循序渐进的完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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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贤在2012年国内药品安全意识处于萌芽阶段时，决定了每年回国讲授相关知识，让国内同行尽可能了解。
另一位触动他的人则是春天医药的创始人宋青春。宋青春是临床大夫出身，一辈子跟临床试验结下不解之缘。她尽职尽责履行了数年的医生职责以后，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全球制药业务飞速发展，她对未来有了全新思考。作为一名医生，她深知决定患者康复速度、预后状况及生命周期的长短，不单依靠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仍是高质量的治疗药物。
于是，宋青春在2004年创立了春天Proswell（Proswell是由“prosperous”和“well”组成，寓意着繁荣与美好），提供全流程临床试验服务，研究项目覆盖肿瘤、神经、血液、眼科、呼吸等众多领域。
听完赵子贤的报告，宋青春当即向他发出担任春天医药顾问的邀请。让赵子贤非常震撼的是，2012年中国创新药数量极少，专注于质量和服务的CRO公司更是凤毛麟角，他希望能为这一家有着强烈使命感的CRO做些什么。因此，他答应了宋青春的邀约。在日后合作中，春天医药对临床试验的质量、对患者伦理保护的追求让他印象深刻。
药物安全实践需要达成共识
时间在此按下了快进键：中国药物临床试验在2015年国家药品审批审评改革及“722”以后的发展一日千里，临床试验质量和药物安全日益得到国家监管部门、医院临床研究中心和申办者的重视。
赵子贤说，药监部门作为保护公众用药安全最高级别的监督单位，做了大量卓越的工作，特别是加入ICH以后，在药物安全技术法规指南上日渐与国际接轨。不过，他认为，除了出台各类指南，如何将其实施、落地、监督并在业内达成共识更为重要。
作为医院和研究者，则要具备高度的保护受试者的责任心和临床研究过程中的风险把控意识，如实记录所有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事件。而在药品上市后环节，全国现有的“哨点医院”，不但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不良反应上报系统，让医院、申办者以及患者随时上报药品不良反应，还需要应用信息化手段，如这些哨点医院的电子病历和数据库，统一调用和分析各类医疗数据进行药品安全信号的提取和证实。
“这样一来，全国不良反应监测将呈现出系统性的、全景式的展现，而不是只知作为分子的个案，个案来源的药物暴露人群情况（分母）却不得而知。由此，中国药物不良反应监测的质量或许能够提高。”赵子贤说。
赵子贤博士（左）与研发客主编毛冬蕾
上市后研究的科学和商务价值
在担任了多年顾问以后，今年，赵子贤回国正式全职加入春天医药。除了药物安全，他还强调上市后研究对医药产品在市场上的价值重要性，“上市后研究是提升创新药科学与商务价值的加速器。”他说，近些年来，创新药通过国家药监局快速通道如单臂试验、附条件批准的上市越来越多。
然而，临床研究中积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试验数据有限，上市后较难获得国家医保局和临床大夫在短时间内的认可，因此，开展上市后研究可以积累药物临床实践中的有效性、安全性数据和全面展现药物的经济价值及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价值，如患者的生命质量和患者报告的终点指标。
说到此，他特别举了一个他曾参与研发的新一代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塞来昔布，该药用于治疗骨关节炎和风湿关节炎引起的疼痛，选择性的对环氧化酶COX-2产生抑制。在该药上市前，临床大夫更多使用传统的水杨酸类非甾体抗炎药，这类药物不仅仅抑制COX-2，还会抑制COX-1，使较多的患者尤其是在老年人群中，用药后产生上消化道的不良反应，包括烧心、恶心、呕吐、溃疡、出血等。
因此，从药物经济学和真实世界临床使用有效性（effectiveness）的角度来考量，塞来昔布的价值比传统非甾体抗炎药更高，尤其是在高上消化道溃疡和出血风险患者中，更凸显其价值。“这就是上市后研究给药物带来的在临床实践中的疗效和经济学上整体全面评估的价值。”他说。
此外，上市后研究还是药物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联合用药和比对研究的试验场，也可为用药患者的支持、教育和管理提供更多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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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新药的临床价值，从科学和商业上为患者造福，为企业带来收益。”他说。因此，在寻求开发创新药物的同时，也应全面挖掘已有管线或上市药物的潜在价值，使其最大化，为企业营造持续的盈利增长点。
建立特殊使用药品的药房管理模式
因常年在海外，赵子贤在多年的工作中很早就接触到美国先进的医疗和药物应用模式，比如特殊使用药品药房管理平台。他也曾经实施过基于特殊使用药品药房工作平台的上市后研究和患者支持管理项目，希望也能在中国为患者推动这一平台——这是他期待完成的第三件事。
与之前我们国内专家对特殊用药理解为“毒麻特药”不同的是，特殊使用药品是指用来治疗复杂的、慢性的、罕见的和难以管理的疾病，包括血液衍生品或生物工程蛋白，如CAR-T等，通常是高价药品。
使用特殊药品具有复杂的治疗过程，通常需要医护人员的密切监控及有效的患者教育；同时，该类产品需要严格的管理、储存、转运的条件要求，如冷链；它们还可能与生物标志物的检验以及上市后安全性监测相伴。通过建立和运作特殊使用药品药房管理平台，能够保障难以获得或供给限制的特殊药品可及。
同时，鉴于特殊使用药物可能造成的严重不良反应甚至导致死亡等安全性事件，需要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安全管理，这在特殊使用药品药房管理平台上有望得到有效管控。对于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来说，通过与特殊使用药品药房管理平台的密切合作，可以建立起一个以患者为中心的包括患者、治疗医生、特殊训练药师等与医药企业通力协作的运营模式，将患者的个性化治疗达到风险最小获益最大之目的。
他坚定地认为，随着中国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的蓬勃发展，中国急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特殊使用药品药房。他期待更多有志之士开展多学科合作、携手共赢。
春天医药曾先后在400多家GCP研究中心完成了600多个临床试验项目，支持了17款新药的获批上市。2022年3月1日，春天医药完成规模达亿元的A轮融资。宋青春认为，此时赵子贤的加盟将促进春天医药在肿瘤、眼科、精神神经等领域药物开发的临床服务能力上登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编辑｜戴佳凌dai.jialing@PharmaDJ.com
